鄧小平和政治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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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決定所有改革的成敗

毛澤東等對民主和人權的莊嚴承諾

 

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決定所有改革的成敗

鄧小平曾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

廣州南方日報:鄧小平未了心願:處於進行時的政治體制改革 (2007)

 

19808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他在講話中說,“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818

  

  當前經濟情況總的是不錯的。前景如何,究竟會遇到什麼問題,有什麼障礙?我想是不是有兩三問題將會影響我們的經濟發展。…三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政治體制改革應作為改革的一個標誌。我們要精兵簡政,真正把權力下放,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把人民群眾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現在機構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 (鄧小平:《在聽取經濟情況彙報時的談話》(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

  

  我們堅持黨的領導,問題是黨善於不善於領導。黨要善於領導,不能干預太多應該從中央開始。這樣提不會削弱黨的領導。干預太多,搞不好倒會削弱黨的領導,恐怕是這樣一個道理。…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裡收權,你有什麼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鄧小平:《在全體人民中樹立法制觀念》(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個國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獨立,必須努力擺脫貧困。而要擺脫貧困,在經濟政策和對外政策上都要立足於自己的實際,不要給自己設置障礙,不要孤立於世界之外。根據中國的經驗,把自己孤立於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得到發展,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對內改革,包括上層建築領域的政治體制的改革 (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日))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的談話)

 

  現在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得基本順利。但是隨著改革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障礙。對於改革,在黨內、國家內有一部分人反對,但是真正反對的並不多。重要的是政治體制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

 

  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現在還在討論。這個問題太困難,每項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許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的障礙,需要審慎從事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彙報時的談話)

  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於貫徹。黨政要分開,這涉及政治體制改革。…我想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會見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雅魯澤爾斯基時的談話)

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蘇聯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夠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嗎?能夠符合波蘭的實際情況嗎?各國的實際情況是不相同的。我們現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決定的

 

(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1986911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目前我們國內正在進行改革。我是主張改革的,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妨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我們還有其他錯誤,例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不是搬用別國模式的問題。可以說,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這種情況不改革行嗎?所以,從一九七八年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確定了我們的根本政治路線,把四個現代化建設,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在這個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主要是改革和開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開放是對世界所有國家開放,對各種類型的國家開放。最近我們中央在考慮,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加快一點改革、開放的步子。這是我講的經濟體制改革。

  現在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就是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日程上來,這是今年十月將要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的主要議程之。這個問題很複雜,政治體制改革的每一個措施都涉及千千萬萬的人,主要是涉及廣大幹部,不僅是我們一批老人

這是鄧小平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柯洛舍茨時談話的一部分。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楊繼繩:《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的前言 :『制度性社會不公正暴露出中國社會當前的一個最基本矛盾:計劃經濟時代構建的上層建築和市場化了的經濟基礎嚴重不適應。這是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的必然結果。政治體制改革講得最多的是鄧小平,在中共十三大(1987年)以前,鄧小平講了76。最集中的還是1980年和1986年。鄧小平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他強調,中國改革深入的標誌是政治體制改革而不是經濟體制改革。社會公正問題突顯以後,就可以看到鄧小平這些話的現實意義。但是,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以後,政治體制改革一度被擱置起來了19979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重新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200211月的中共十六大,強調“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2007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在政治報告中論述政治體制改革時不僅重申“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而且直接將這一部分的標題定為“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並且將人民民主視為“社會主義的生命”。但是,在實際推進上和上述承諾差距很大人們期望,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找到通向社會公正之路。當然,政治體制改革也不能急於求成,要因勢利導,要積極地、穩步地前進。